民国三十二年(194年)恩平出现天灾人祸大饥荒，饿死人数以万计，非常悲惨。尤其是当年侨乡侨着，至今记忆犹新11942年， 香港、广州沧陷，日寇人侵江门三埠，难民纷纷逃回内地，适逢连年水、早、风灾、霍乱、瘟疫(报纸曾揭露日机播细菌)，难民、饥民不是饿倒于道途，就是浮填沟壑。当时，江洲北庄村岑汝桓叔从香港逃难回乡，看到在乡侨眷也同样向外逃荒而悲痛地说:“早知家乡 如此，就是死在香港也不回来，想不到把几根骨头带乡下”。他在家饥饿难受，就到恩城救济院领救济粥，结果饿死在恩城，北庄辰经夫妇也是从港逃难回乡饿死的。当年恩平粮价猛涨。三月底三日内就涨到80-90%，甚至下午比上午升价30%，次年(1943年)， 全县大旱8个月，到六月初才下透雨，许多田颗粒无收，灾民达20多万。五月，粮价升三倍(由800元升至2400元)。农民卖了百斤水笪猪，只买回45斤米，上山取百斤柴卖去买不到两升米。一向靠侨汇维持生活的江洲侨眷，外汇断绝，粮亦绝，何以为生?有的拖男带女逃到山区改嫁去了，有的逃到那龙、阳江、茂名，甚至广西去了，逃不出的，只能在家吃野菜、黄狗头，土茯苓，蕉树头，木瓜树头，假仁面果，番薯藤充饥，吃得多，为时又久，就生病肿肚肿脚，就白白饿死!有的为死中求生，就忍心把幼小儿女弃置圩口、桥头、路旁，企望有好心人收养，但米贵人贱，都在死亡中挣扎，又有谁来收养呢?有些饥民迫得强忍哀痛抛弃骨肉。大江龙盛里(昂田螺)岑兆流把病危之弟兆胡装人草包，乘雨夜弃于江洲桥头河畔，准备让大水冲掉。幸河水未涨，兆胡从草包爬出生还。高朗村岑结球全家四口绝粮，便卖了一大头屋，得50斤谷吃完后，独自去荒家眠着等死，后被亲人劝回家，不久也饿死，妻和儿子相继饿死，剩下一子，亲人无法抚养，卖给长安村人当养子。那时海外华侨知道家乡饥荒严重，有的试图经印度转转折汇回一笔款，希望家人得救，但有的奸商钱庄竞扣压侨汇，用于屯积粮食赚钱。这位台山侨卷得不到接济，母亲、儿女均被饿死，麦被迫改嫁。 1945 年日本投降，这位华侨急回家乡，目睹家破人亡，极为悲愤，即持左轮向奸商x x x追究而发生杀人事件。

   本来恩平旅韶关同乡会理事长冯国勋早已多次发电向省向粮食厅胡铭藻告急:“请速拨公粮平粜， 赈济”请省府严令禁止奸商屯积居奇，倒运粮食资敌，否则，饿殍遍地，惨不忍睹”，当时省只着令县设法解决。恩平县长张国馨只行文“调查大户存粮，适当调剂，安定粮价”，但徒具空文而无实效。四月出现圣堂乡进职、水澳、镬盖潭饥民拦截圣堂粮商冯鸿基运船抢粮(造成翻船溺死5人)事件。政府不但没有急救灾民，反而派兵镇压，甚至派武装保护奸商运出境，还布告宣称:“凡抡粮者以奸匪论罪”。但灾民抱定以其坐待饿死，不如冒死抢粮，以求活命。以后我县大田沙冈，恩城、歌马、绵湖、圣堂等地先后发生多起饥民拦截运粮船抢粮死人事件。直到四月中旬，县才把9000担平粜公粮改发施粥。一直至五月底，饥民死亡率趋下降。但省又以县擅改变公粮用途，只能核销一半。六月起，全县停止对饥民施粥，饥民死亡骤增。单恩城救济院，掩埋饿殍就有500多具。好些农村已饿死过半。圣堂乡白免村420人，竟饿死219人。当时侨乡，人稀畜绝，苔密草秽，片荒凉，令人恐怖!